政府地震后“破冰放权”受瞩目

  • 文章来源: 中国公益慈善网
  • 发布日期:2013-05-07
  • 阅读数:1795

  “这是政府首次明确的、不再进行行政主导、指定捐款机构的行为。所以,这次真的要对政府的行为鼓掌!”——徐永光

  以往,中国每遇重大自然灾害发生,政府通常只允许向特定的机构捐款捐赠,这个“指定平台”基本为民政系统、红十字会、中华慈善总会三大部分。长期以来,这种被官方划定的捐赠方式,严重影响了募捐市场的公平,直至芦山地震发生后,这种捐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。

  汶川地震

  央视晚会设限

  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想出现在那场赈灾晚会上,但最终还是没能出现在晚会上,能让全国观众获知募捐渠道的机会仍然只给了那三个系统。

 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,8级强震猝袭汶川,在政府还未依惯例指定捐款平台时,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已迅速做出了反应。

  5月13日,全国各地57家知名基金会、民间公益组织在北京发起“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”,声明中表示:参与组织将全力以赴组织社会力量,各尽所能,出资出力,协助政府和灾区人民抗震救灾。

  “汶川地震后,中国民间组织有了首次全体行动。”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。

  过去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,一贯出现的政府“指定捐款平台”行为在联合声明发出后没有出现。

  “我个人觉得,之所以没有指定捐款平台是因为政府一时反应不过来,等回味过来以后,很多基金会已经扑上去了。”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这样评价。

  然而,虽然未指定捐款平台,但在随后5月18日的央视赈灾晚会上,面向全国观众,晚会仍然只提供了民政系统、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捐款渠道。

  “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想出现在那场赈灾晚会上,但做了很多努力,几上几下,最终还是没能出现在晚会上,能让全国观众获知募捐渠道的机会仍然只给了那三个系统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。

  当天晚会现场募得善款15.14亿元。据民政部门后来统计,汶川地震的救灾捐款超过760亿元。

  汶川地震发生一年后,时任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的邓国胜做了一项调研,结果显示,这些来自企业和个人腰包的捐款,最终有58.1%流向了可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,36%流向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,而真正需要资源的民间组织所得少之甚少。

  玉树地震

  汇缴引公愤

  一位基金会副秘书长提出了三个问题,基金会所募捐款到底谁管理?捐款投向不能自主,基金会意义何在?钱拿走,立项的项目怎么办,如何向捐款方交代?

  汶川震后捐款,9成左右进入指定的三大系统,而在2010年玉树地震后,一场“汇缴风波”更是引起业内公愤。

  玉树地震后,“指定捐款平台”再度出现,相较以往三大系统不同的是,这次,民政部以下属民间组织管理局评级为依据,发文确认了15家可展开救灾募捐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,从名单来看,此次获批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,均是国务院部委或全国性事业单位。

  而在汶川地震中曾向红会捐款1亿元的加多宝集团,在玉树地震后,明确表示,经过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系列考察与了解,决定将1.1亿元善款交给了中国扶贫基金会。

  三大系统“垄断”式的募捐局面似乎出现了一丝松动。

  然而,捐款热潮过后,一个新的变化又让“基金会们”始料未及。

  2010年7月7日,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《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》,其中规定,这些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,需要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、青海省红十字会、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,由青海省方面的统筹安排使用。

  “汇缴资金”的政策迅速招致十多家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的明确反对。

  不少基金会对政府这一纸公文的合法和合理性表示了质疑。一位基金会副秘书长提出了三个问题,基金会所募捐款到底谁管理?捐款投向不能自主,基金会意义何在?钱拿走,立项的项目怎么办?如何向捐款方交代?

  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,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的郜风涛曾在谈到《慈善法》草案时表示:政府可以制定慈善政策、引导慈善行为,而不能作为慈善的主体。

  最终,“汇缴风波”不了了之。

  芦山地震

  未指定捐款平台

  基于此前种种,芦山地震发生后,“谁可以接受捐款”再度成为民间背景基金会担心的问题。然而,这次政府的表现让公益组织长舒一口气。

  芦山地震4月20日发生,4月21日,由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担任会长的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出《关于动员会员和社会各界救援雅安芦山地震灾区的紧急倡议》,倡议中表示:要求全体会员以最快的速度面向灾区一线开展救灾捐赠,各有救灾业务的公募组织,更要开辟救灾募捐绿色通道,为捐赠人提供优质细致的服务活动,以保障灾区前线的各种需求。

  “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出的这个倡议,带有一种导向性。”徐永光评价。

  同日,民政部发出《关于四川芦山7.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》,公告在捐赠渠道导向方面规定:个人、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,提倡通过依法登记、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,捐赠以资金为主。

  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,至少让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凭借自身所积累的美誉度、公信力向公众劝募。”金锦萍说。

  “这是政府首次明确的、不再进行行政主导、指定捐款机构的行为。所以,这次真的要对政府的行为鼓掌!”曾在“缴汇风波”中质疑态度最激烈的徐永光说。

  在政府开放的态度下,民间公益组织积极迅速地给予了响应。

  雅安地震发生72小时后,基金会中心网即与多家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“中国基金会4.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”,41家基金会率先响应,自愿加入自律联盟,联盟对成员的救灾操作流程化和信息披露的内容、渠道、及时性、审计和问责的备查资料,以及成员合作与退出机制等提出要求。

  一方面政府将民间资源开放给所有公益组织,另一方面,公益组织自己主动向公众“晒账”,相对于汶川、玉树两次地震,芦山地震后,官方与民间在捐款与监督上真正实现了协作配合与共赢。

  未来

  基金会格局或重构

  自芦山地震发生后,无论是遭遇强烈质疑的红会,还是备受信赖的深圳壹基金,都将从芦山地震开始,进入一个接受公众平等监督检验的阶段。

  政府把空间向所有公益机构敞开,剩下的挑战来自于两方面,一方面是公益机构能否透明高效地使用获得的资源,另一方面,是公众能否科学理性地进行监督,让好的公益组织脱颖而出。

  芦山地震发生后,红会在网络上受到的谩骂与深圳壹基金收到160万余人次合计两亿多元的捐款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  “公众对官办公益机构不信任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过去政府把官办慈善机构当做自己的工具,应该来自于民间的慈善被垄断了。”徐永光说。

  自芦山地震后,从某个角度说,所有公益组织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,进入一个接受公众平等监督检验的阶段。

  在民政部发出的《公告》中,对于信息公开进行了详细规定,其中包括向社会公布捐赠人权利义务、资金详细使用计划、成本预算等。信息发布以各自的网站作为主要渠道,并保证信息长期可查询。

  此规定一方面对基金会公示信息的内容进行了明确,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公众监督的渠道——接受捐款方的网站。

  其他一些基金会也在努力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。

  加入《自律公约》的基金会将按照相同的标准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开,而公众则需要从正确的平台获取信息,并基于此去判断哪些公益机构真正值得信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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